A translation of this piece, by Nyuk Fong Parker, can be found here.

 

从小学到中学，我记忆最深刻的数学老师有两位。一位是初中二年级开始给我们授课的刘克智老师，一位是高中两年的李德雨老师。两位老师曾经互为师生，可讲起课来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。

刘老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，正值刚开学的日子，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有说不完的话。刘老师是在上课铃响起的时刻，站到我们教室门口的。当时我们都明白他大概就是新来的数学老师，可铃声还没停，老师也没走进来，就都抓紧时间继续说话。直到大家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先后闭上嘴巴时，我才觉出铃声已经停了好一会儿了。怎么老师不说话也不进来呢？我看着依旧站在门口外的刘老师。他一脸严肃地望着教室里的我们，一行行扫视，一个个注视。他一身略有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，高大黑瘦，手中的数学书被他来回搓揉地攥成了一根小棍。待教室完全安静下来后，刘老师才沉默着走进来，把手里的书往讲台上一撂，“上课！”对刚才的长时间等待，只字未提。以后他天天如此，服装不变，表情不变，目光不变，等待不变。后来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间开始，我们变了，只要是老师一站到门口，不管铃声是否还在持续，就立即安静下来。

刘老师还有个特点，上课时从来不说一句与数学无关的话，开口就是讲课。他不看数学书，那课本每次就那么卷卷地往讲台上一躺，下课再被老师抄走。刘老师从不点名批评学生。他有个绝技，能把手中的粉笔掐成药片那么薄，准确地向他所要的方向砍过去。谁上课说话或做小动作，刘老师就停下讲课，掐一截粉笔打过去，然后一句话不说地盯着那位同学，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纠正了，才继续讲课。一次我跟同桌玩碳素墨水，刘老师一截粉笔不偏偏不倚直接打进了瓶口里。我俩惊讶着老师投掷的准确，看着粉笔头在墨水瓶中冒气泡，忍不住笑起来。刘老师依旧是目光严肃地盯着我们。那目光逼得我们忍住笑，逼得我们把瓶盖盖上，拧紧。可刘老师仍旧不开口继续讲课，目光定在墨水瓶上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把瓶子收到课桌抽屉里，从此再没在课堂上拿出来。

我很喜欢刘老师。喜欢他是从他留家庭作业开始的。刘老师要求作业要用数学纸来完成，还要像做手工一样把中间折叠一下，用角尺和圆规在上面画，还要写问、答、定律、定理等许多文字，像是写作文。这些都太好玩了。自从他给我们讲授数学开始，我就觉得数学作业特别容易，对他的严肃和不拘言笑也就不在意了。

我同桌是个特别喜欢课间找老师聊天的学生，而我因为课外学着音乐和美术，课间要赶作业，从未被她拽去过。她经常回来后告诉我，刘老师又夸谁谁谁进步大，谁谁谁有数学天分只是粗心了。我期待刘老师夸奖到我，可从来不曾有过。刘老师夸奖的，总是那天课堂上第一次举手发言的学生。每当回忆起这一点，我又觉得好像见过刘老师笑，只是不再课堂上。

上中学时，我不知道刘老师的全名。那会儿还没有想知道老师全名的想法。总觉得只要是说“刘老师”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我的数学老师。现在想起来，跟刘老师学数学，对我人生最大的提高，不仅仅是让我喜欢上了数学，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自觉，尽管刘老师从来没提过这个词，只是用他坚韧的目光和长久的等待。

高中时，我们换了李德雨老师教数学。又是我那同桌打听到的，李老师是刘老师的老师。可一开始，我还是很怀念我的刘老师。

李老师跟刘老师太不一样了，从作派到讲课方式都完全不同。李老师不光年龄比刘老师大很多，而且总是穿件蓝色大马褂。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中学里是很少见到的。李老师每天一走进教室，就要很认真地把数学书打开，翻到他这节课要讲的页码，用个长长的教具木尺压在讲台上，压住课本。讲课中，李老师还不时地翻看一下。课堂不安静时，他会用那木尺敲讲台或黑板。

其实，李老师和刘老师有师生关系，还是能从一个习惯看出来的。李老师也从来不点名批评学生，不管错误有多大。可李老师的嘴永远都不停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评论一番，都要回忆他小时候或曾上过的教会学校。他见什么评什么。语调平稳，表情随意，却总有无穷无尽的风趣词语，时刻准备着对我们的缺点狠狠地“冷嘲热讽”一番。比如他正讲着课会突然停下来，生动地介绍他小时候喜欢过节，是因为期待卖货郎。卖货郎走街串巷使用的拨浪鼓叫卖，他小时就总期待拔浪鼓的声音。拔浪鼓是一个小圆鼓边缘用小绳拴两个小球，卖货郎在手里那么一摇，它就没有屁股没有根基地发出响声……我们正听得兴趣盎然时，李老师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就像现在有些学生上课时前后左右地扭头说话；李老师批改作业后，会讲起小时候看戏，特别热闹，他最喜欢看武戏，遇到演员基本功差，动作没做好，一甩长衣袖把脸给蹭花了，扮的是武生却成了小丑相，就像有些学生那涂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。听他讲课，我们总是笑声不断，欢乐无比。到后来，我每天等待数学课的心情，就像等待一场相声晚会。

李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总爱说一个英文词“雷日包”。第一次听老师说这个词是有同学上课迟到，李老师停下讲课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同学坐到位子上以后，问我们谁知道人身体上一共有多少根骨头。正当我们漫天乱数瞎猜时，他说了句“雷日包”。然后可能想到我们是学俄语班，解释说：英语非常形象。用英语说一个人懒，它不直接说你这个人懒，而是说这些骨头懒。英语“雷日包”就是懒骨头的意思。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用英语教学，谁迟到老师就叫他“雷日包。”我们大笑起来。以后一有同学迟到，我就望着李老师，等待他那句“雷日包”。可我从来不敢迟到，怕老师说我的骨头懒。其实我也不愿意迟到，喜欢听李老师说“相声”。 后来工作时接触到英语，我特地请教英语好的人“雷日包”怎么写。对方说，骨头是bone，懒骨头是中国人才有的俗语吧。我不甘心，最后还是在字典里查到了lazy bones，译为“懒人”。李老师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做懒人，是要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分钟里都不偷懒、不懈怠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就没再见过李老师，以后也不可能见到了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可我见过一次他的照片。那是中学毕业五六年后，一天有个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说《北京日报》上刊登李老师的照片了，介绍他退休后义务指导武警战士学数学。我去找到了那张报纸，看到了我的李老师。他仍旧是那和蔼可亲的样子，退休却仍不闲散。我和同学相约去看望老师，可之后一直忙，忘记了。又过了五六年，那时我正在国外学习，快要回国了。有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中的场景像是个小型图片展览会。我先见到了刘老师，他依旧是表情严肃地讲述着什么，引导我往会场深处走，最里面正中央是李老师，他正站在他的大幅照片前风趣幽默妙语连珠，却不似我们的课堂效果，未引起周围阵阵欢笑。梦醒后想到那景象都是黑白的，一个念头刺了我。我想，回国后一定要去看望李老师。回国一个月后，我打电话问那也已成为数学老师的原来同桌。同桌说，李老师两个月前病逝了。……我怠慢了李老师。可我真想告诉老师，离开中学后，我一直没敢怠慢生活。

刘老师和李老师是我一生崇敬的老师。他们一个教导我做人要自觉，一个教导我做人不偷懒。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，可他们对我数学之外的教诲，更让我受益终生。

（原载于《心理月刊》2012年十月号）